入世聖召──文化使命的詮說

 

          現世是虛空的，
           但人在虛空中對上帝的回應卻不是虛空。
           凡俗世界的本身沒有永恆；
           它終將過去。
           但人在凡俗世界中
           為了上帝的榮耀所作的一切，
           卻是永恆。
           即令在人類文化的最高成就中
           也沒有終極的救贖，
           但讓文化榮耀上帝
           卻是一項不折不扣的聖召。

   

    合神心意的台灣教會？

 

    對於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困境，其原因是複雜而多重的。但

除了歸責於教會圈內的軟弱以外，諸如禱告不夠、信徒的貪愛世

界、講台信息的貧乏、靈命淺薄、或者分爭不合一等等，是否尚

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現今基督教的信仰與文化，還沒有「盤結

」與「關聯」起台灣的社會與文化。不可諱言的，遲至今天，台

灣教會在社會中仍然好像是個「異文化」，她並沒有在這塊「福

爾摩沙」的土地上落實生根。不僅如此，她尚且還是鄙視人類文

化努力與成就的一群。因為相對於福音而言，即令在人類文化的

最高實現中也沒有終極的救贖。結果，台灣教會竟然就在一種「

福音的驕傲」下與文化日愈疏離和背反了。台灣教會的發展因而

變得更加困難。有時候不是不傳福音，而是傳得沒有整體性的果

效，而且靈魂是那樣的容易流失。有時候也不是貪愛世界或靈命

浮淺，而是不曉得如何面對世界、並妥善處理信仰與政治、經濟

、法律、教育、專業、傳統與生活習俗等的關係？

 

    曾經有某位牧師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合神心意的教會」的

十個標準，包括有重視信徒教育、肢體團契生活、什一奉獻的信

徒比例、佈道和植堂情形、行政系統是否完整、有無成全聖徒，

以及尊敬神的僕人的程度等。然而，奇怪的是，在這樣一個對於

教會理想模型的構思中，竟然完全忽略了基督徒對社會與文化、

對時代與世局，或者對所處的群體的參與、使命及影響力。從政

治到經濟、從教育到藝術，從生態到法律，從傳統到科技，在在

都喪失了上帝的蹤影。

 

    作鹽作光的入世聖召

 

    耶穌曾呼召門徒在世上「作鹽作光」（參見〈馬太福音〉五

章十三至十六節）。然而，這樣的「聖召」在台灣基督徒的體認

下已經徹底狹窄化了，它僅僅是侷限在領人歸主、廣傳福音與靈

命造就的範圍中。但耶穌的召喚明顯的是一種所謂的「入世聖召

」（inner-worldly Holy Calling）。或許有人會說自己所領受

的「聖召」也是「入世」的，就是「活在地上」領人歸主、廣傳

福音與靈命造就。但這樣一種對「聖召」的體會，在本質上其實

還是「出世」的。因為，「入世」與「出世」的區別，並不在於

人是活著抑是死的，而是對於整個凡俗世界的體制與文化所採取

的態度，是消極的排拒與疏離呢？還是積極的參與及改造？「入

世聖召」的真諦，乃是上主召喚基督徒在現世的一切事物上──

從政治到經濟、從教育到藝術，從生態到法律，從傳統到科技─

─都見証與榮耀祂。

 

    對於這種「入世聖召」的最重要詮釋者，應該是宗教改革家

路德（M. Luther）與喀爾文（J. Calvin）了。他們全面的將基

督信仰與凡俗世界的種種生活結合，舉凡刀劍、法律、經濟、政

治、教育、道德、家庭與社會組織，路德與喀爾文無不分別從信

仰的立場發表了大量而精闢的論述。反觀四十多年來的台灣教會

，雖然並不旗幟鮮明的高舉「出世主義」，但觀之大多數傳道人

與信徒的狹窄屬靈視野，我們不得不說它的本質還是「出世聖召

」（outer-worldly Holy Calling）的一種翻版。有形的「教會

」扮演著如同中世紀修道院的角色。她代表著存在於凡俗世界中

的「另一個世界」，她也是信徒規避現世污穢與罪惡的「天國的

縮影」。更重要的是，她幾乎完全吸納了信徒對上帝「聖召」的

一切付出與擺上。

 

    柏拉圖與諾斯底主義的二元論

 

    我們不難理解，隱藏在這種「出世聖召」背後的觀念，就是

一種「聖俗二元論」。而「聖俗二元論」則正是柏拉圖「觀念論」的

神學謬誤版。按照柏拉圖的看法，我們憑什麼說一根樹枝是「彎」的

呢？除非我們的心裡已經先有了一個「直」的觀念。而我們能夠劃出

一條百分之百、絲毫沒有誤差的「直」線嗎？很顯然的，即使手藝再

精巧熟練也劃不出來。那麼，真正完美的「直」線在那裡呢？恐怕只

存在於我們的觀念中了。同樣的道理，當我們追問自己的人生「圓滿

」嗎？柏拉圖會要求我們先回答什麼是「圓滿」。而現世中又有誰的

人生是百分之百的「圓滿」呢？既然沒有，那完美的「圓滿」又在那

裡呢？它只在一個地方，就是我們腦袋中的觀念裡。

 

    柏拉圖因而進一步的分出了兩個「世界」。一個是我們日常

生活、吃飯、睡覺，手能摸得到、眼睛能看得到的「感官世界」

（sense  world）。另一個則是只能用我們的想像、理性和觀念

去接觸到的「觀念世界」（idea world）。譬如美、善、圓、直

或幸福等的本體。更重要的是，柏拉圖告訴我們，這兩個世界有

一定的距離與矛盾；而且觀念世界必需作為感官世界的指導與模

範。對於柏拉圖而言，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當我們發

現感官世界中的「直」並不「直」、而「圓」也不「圓」時，又

怎能怪罪我們腦袋中的「直」的觀念太「直」、而「圓」的觀念

又太「圓」了呢？對於「美」、「善」、「幸福」、「圓滿」或

是「國家」，何嘗不是這樣呢？這樣看來，抽象的觀念世界反而

是真實，而我們每天吃飯與睡覺的凡俗世界卻是虛空的影本了。

前者是永恆的、終極的與完美的；而地上這個感官世界則是短暫

的、過渡的與不完美的。

 

    柏拉圖的這種二元世界觀影響了後來的基督教神學思想。老

約翰所面對的「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諾斯底主義將耶穌當作一個幻影或靈體。因為他們相信物質是

骯髒的，而地上也沒有神聖的事；天上則絕不沾染一點塵土。諾

斯底主義因而根本不能接受「道成肉身」。他們認為要達到靈性

世界必須藉由一種神祕的「看見」。然而，基督教正統所信仰的

卻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並且，就在基督「道成肉身」的一霎

那間，祂已經打破了屬靈與屬世的膈閡。誠如使徒保羅所說，「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了（〈以弗所

書〉一章十節）。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無論是約翰、保羅或是

耶穌，都絕對不是一個「聖俗二元論」者。

 

    對奧古斯丁「雙都論」的誤解

 

    到了第四、五世紀的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 ），他也曾

經區分出「地上之城」（earthly city）與「上帝之城」（city

of God）。但原本奧古斯丁所謂的「上帝之城」是意指著那些認

識上帝、並且以愛為生命原則的群體。而「地上之城」則是住著

一群不認識上帝、並且耽溺在罪中之樂的人們。更重要的是，這

兩個「城」都在此一凡俗世界中，並且兩個「城」的「市民」們

也是彼此混居共處、難以區別劃分的。

 

    然而，不幸的是，奧古斯丁的思想被後來的許多基督徒嚴重誤解了

。他們直接的就將「地上之城」當作是教會以外的社會與凡俗世界；

而「上帝之城」就當作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這種誤解所造成的一個

結果，就是很多基督徒也像柏拉圖或諾斯底主義一樣的分出了兩個世

界。一個是天上的世界，另一個是地上的世界。天上的世界是屬靈的

、真實的；而地上的世界則是屬世的、虛空的。它如過雨雲煙，海市

蜃樓，又似南柯一夢。更進一步的，就是對教會以外的社會和凡俗世

界抱持著比較消極、輕視、冷淡與被動的態度了。

 

    這樣的信仰幾乎註定了會將信徒塑造成一群但求內省、默想

、禱告、讚美與敬拜的屬靈貴族。相對的，那種參與政治、搞業

務、作買賣、在自己工作與專業上打拼的生活方式，就很難在信

仰與教會的屬靈框架中找到地位了。這樣的教會肯定有崇拜、團

契、退修會與禱告會，也會領人歸主與傳福音，但是絕對沒有「文化

使命」。而這樣的上帝也顯然只在教會中，只在禱告、讚美與敬拜裡

，卻不在這個凡俗世界的俗氣的日常生活、職業、以及工作與專業裡。

 

    凡俗世界中的永恆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屬靈觀似乎從〈歌羅西書〉三章一至

五節得到了聖經支持。因為，其中說道「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但其實這樣的解經也完全曲解了保羅的真

義。觀之上下文，可以清楚的知道，保羅所說的「上面的事」，

是指著那些光明、慈愛與榮耀的事，並非相對於現世的「另一個

世界」。而所謂的「地上的事」，則是指著淫亂、污穢、邪情、

私慾與貪婪這些虧缺上帝榮耀的事，也不是專指著教會以外的社

會或凡俗世界的事。

 

    然而，真正構成「聖俗二元論」的信念基礎的，恐怕是在聖

經中許多教導我們「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約翰壹書〉

二章十五節）、「現今的世代邪惡」（〈以弗所書〉五章十六節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翰壹書〉五章十九節）

，還說到「這個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約翰壹書〉二

章十七節）以及「你們不屬世界」（〈約翰福音〉十五章十九節

）等的經文了。

 

    雖然這一類的經文不勝枚舉，但嚴格來說卻不足以發展出一

種疏離社會與文化、並拒斥此一凡俗世界的神學。因為，現世雖

是受咒詛的，世上的一切也都要過去，但人在世上照著上帝的召

喚所作的一切，不僅超越了咒詛，也絕不隨著這個必朽壞的凡俗

世界而一同消散逝去。現世雖是虛空的，但人在「虛空」中對上

帝的回應卻不虛空。凡俗世界及其上的一切體制與文化，無論是

如何的虛空、短暫與罪惡，都無可逃遁的是人怎樣去回應上帝召

喚、並榮耀祂的一種考驗。

 

    讓文化榮耀上帝

 

    前些時候，台灣某個神學院的教授在一篇名為〈基督徒沒有社會

責任〉的文章中說道，現世好像是一艘注定要沉沒的「船」 ，修

補裝飾得再漂亮也沒有什麼意義。以此而言，基督徒當然沒有什麼「

文化使命」或「社會責任」可言了。因為，無論是社會的關懷、政治

的參與、或是文化的重建，都只不過是在一艘注定要沉沒的「船」上

所作的無謂努力。此一看法無異是幾十年前的王明道立場的一個台灣

現代版。王明道相信，「領人歸主」是基督徒惟一需要的社會參與。

相對的，那些參與政治、社會改造與文化重建等的基督徒主張，則「

並不是福音，乃是教會中一些不信救恩的領袖們所編造的一種離經背

道的講論。」他還說道，真正的福音不是這種「提倡人須努力改良社

會好使天國實現的臆說」，而是「基督再來用鐵杖治理萬民除盡罪惡

建立天國的福音。」

 

    王明道固然在許多方面是可敬的，然而這樣的神學卻是「似

是而非」的。基本上，我們絲毫無庸懷疑聖經所說的「這個世界

將要過去」的正確性，因此我們確實不必指望去實現人間天國。

然而，現世雖像是一艘注定要沉沒的「船」，但我們若在這艘「

船」沉沒以前，扶軟弱的弟兄一把、或是給最小的朋友一杯涼水

，這樣的事卻絕對不會隨著這艘「船」而一起沉沒。相反的，它

們還會記在天上的賬冊，有著永恆的價值。同樣的，「文化使命

」的本質並不是為了使人類文化有終極的救贖價值，更不是以為

凡俗世界蘊涵有真正的不朽與永恆，而是相信凡是為著上帝的榮

耀、照著上帝的旨意、並且倚靠著上帝的恩典與能力而作的文化

關懷具有永恆的價值。雖然我們所關愛的「對象」是殘缺與虛空

的，但我們按著上帝的召喚而對這個殘缺與虛空對象的「關愛」

本身卻不是殘缺與虛空的。就在此一意義下，讓文化榮耀上帝成

了一項不折不扣的「入世聖召」。

 

    入世而不屬世

 

    如果基督教完全淪為了一種只是指引人們現世思考與行為的

結構，這固然是一種嚴重的信仰危機。然而，每一個時代的信徒

幾乎都會面臨一種抉擇，就是要不要回應世界、參與當代社會和

文化、並進行深度的對話？對王明道之類的基要派來說，若是要

回應這樣的世俗召喚，無異是隨著魔鬼的歌聲起舞。因為，就誠

如學者吳利民所評論的，在王明道「對來生的希望中隱藏著對世

界的一切一種不由分說的指責，包括所有人類的文化和社會組織

。」但是對於那些鄙棄「聖俗二元論」與肯定現世的人來說，面

對現世的召喚卻是信仰上的一項責任與使命。雖然它帶著塵世化

的誘惑，卻是一種無可選擇的信仰考驗。

 

    許多基督徒的錯誤在於混淆了「入世」與「屬世」之間的區

別。在韋伯（Max  Weber）就儒家與清教徒的比較研究中，就曾

經清晰的對照出了清教徒的入世召喚。按照韋伯的看法，儒家是

不必「入」世的，因為他們本來就在「此世」（this-worldly）

。而且，儒家並沒有另一個形上世界，根本無從發生一種由「彼

世」（other-worldly ）入世的過程。相反的，清教徒卻有一個

「彼世」，而且這個「彼世」並非與「此世」互不相干的。清教

徒一方面被要求「入」世；另一方面，卻被要求不能「屬」世。

「屬」世意謂著一個人完全缺乏超越意識，只是努力於認同及結

合現世既存的結構、道德與價值體系；「入」世則是要求抱持著「彼

世」的道德與價值理念來生活於此一凡俗世界。

 

    對於儒家來說，現世並非沒有罪惡；然而現世的罪惡並無需

求助於「彼世」來解決。韋伯相信，這導致了儒家只是努力於認

同及結合現存世界的政治暨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從而缺乏一種

強而有力的批判意識。相反的，基督教中的超越意識則為清教徒

們提供了衡量現世的尺度、批判現世的泉源、以及改造現世的動

力。在「彼世」的對照下，「此世」當然顯得污穢不堪、亟待改

造；而所有的「傳統」與任何形式的既存「權威」也都失去了神

聖性。按著清教徒的聖召，他們不得不依照上帝的道德與價值來

改造凡俗世界了。

 

    這個道理如果應用在台灣或現代社會，就可以成為基督徒積

極面對教育問題、毒品與犯罪、環保問題、衛生醫療、權力政治

、道德淪落以及關懷人身自由與民主化等「文化使命」的信仰理

據了。相反的，對於那些稟持「出世聖召」的許多台灣教會而言

，同樣也未嘗發生一種「入」世的過程。因此，在超俗世上帝的

命令與凡俗世界的罪惡之間，存在的恐怕只是一種「疏離性」而

非「緊張性」了。這樣的基督徒就一如王明道的基要信念，在對

人類文化與社會組織的「不由分說的指責」下，而日愈與教會以

外的社會和凡俗世界二元劃分與區隔了。在他們的推論中，現世

的各個領域都已經遭致罪的全面污染，信徒理當只有自潔以等待

末世的救贖。他們也不相信任何社會方案或政治改革能真正圓滿

的解決人生的問題；相反的，社會與政治上的種種問題，乃根源

於各個人深層的罪性。因而，基督徒既沒有「社會責任」、也不

存在什麼「文化使命」了。

 

    「聖工」觀念的扭曲

 

    更進一步的，我們不難發現，「文化使命」的低落與「聖工

」觀念的遭到扭曲，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原本在中古時期，天主

教會就充斥著「聖俗二元論」。並且在這樣的背景下，教會裡面

的工作稱為「聖工」，而在教會裡面工作的人叫作「聖職」，至

於神父、修士則稱為「神的僕人」。而社會上那些擔任政府官員

、從事工商買賣、或是務農與管家等的工作呢？當然就是「俗務

」與「俗職」，而從事者更沒有資格稱為「神的僕人」了。如此

一來，基督徒在教會以外的世俗職業以及社會角色，顯然就都喪

失了在信仰意義上的神聖性。

 

    衡諸今天的台灣教會，雖然少有人敢公開承認以牧師及傳道

人為「聖品」的觀念，但宗教改革以來的「信徒皆祭司」的信念

已經名存實亡，甚至返回到「舊教」的錯誤了。猶記得當筆者尚

在讀碩士班時，就曾虛心請教過一位神學院院長，筆者表示自己

所學的專業是政治，而「應該如何裝備自己、為主所用呢？」結

果這位大有名氣的院長竟然瞇著眼睛，笑著對筆者說道，「學政

治的，怎麼事奉神呢？！」他的話使筆者黯然離開，並且帶著一

份自卑感。這位院長的「聖工」觀念是很明顯的，他所期望於筆

者的只是「放下世界」、「蒙召」作全職傳道，然後到他的神學

院報到。

 

    然而，我們要問的是，只有獻身全職傳道才稱作是「蒙召」

嗎？為什麼在台灣教會中，很少聽聞獻身作老師、作商人、作社

工、作記者、作藝術家，或是作政治家也是「蒙召」呢？難道從

事這些工作的信徒都是憑己意行、而沒有來自上帝的任何「聖召

」嗎？如果他們定意在自己的專業與工作上榮耀上帝，那麼他們

不也是應該被按立、祝福和分別為聖的「神的僕人」嗎？又難道

聖徒在文化上榮耀神的「聖召」次等於全職傳道人在教會中榮耀

神的「聖召」嗎？

 

    台灣教會就在這樣一種怪異的的屬靈文化下，一方面，形成

了一種以牧師與傳道人為中心的屬靈結構體。另一方面，這個屬

靈的結構體也過度發展成「教會導向」（church-oriented ），而非「國

度導向」（Kingdom-oriented）。在上帝國度的事工上

，教會的牧師與傳道人不只是「豫定」了要成為「火車頭」、或「蹺

蹺板」的中心，更也是一個在永恆意義上的「屬靈的專家」

。甚至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只要確實有來自上帝的「聖召」，牧師與

傳道人就不可能不是「屬靈的專家」。因而，無論他們是如何的「賢

不肖」或「能與不能」，信徒都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環繞著他們，幫

助他們、順服他們，甚至是忍受他們與等待他們。難怪！在許多人的

診斷下，台灣教會荒涼的原因竟是「群羊流離失所，沒有牧人。」而

當前台灣教會與神學院的緊急任務，就是呼召更多的全職事奉者成為

工人了。

 

    聖工與聖召的真諦

 

    我們不禁要問，「聖工」與「聖召」的真諦到底是如何呢？

按照路德與喀爾文的體會，一個教師若是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

當作是一種信仰見証，那麼他就已經是在作「聖工」了。而一個

商人若是將他的職業當作信仰的考驗，或者他確有一個單純的心

志要為上帝賺錢，那麼，他所領受的召喚就是百分之百的「聖職

」了。同樣的，一個參與政治或是投身於其它「文化使命」的人

，若是所言所行都為了要彰顯上帝的慈愛與公義，並且他們照著

上帝的旨意、靠著上帝的恩典與能力，那麼，這些「聖徒」就都

領受了「聖召」、也都是不折不扣的「神的僕人」了。

 

    雖然上帝也藉著人類的制度來工作，但嚴格的來說，從新約

神學而言，基督徒的「聖召」並無現時的所謂的「全職」或「帶

職」的區別。它們無寧是後來制度的發展結果。事實上，基督徒

只有一個「聖召」，就是榮耀與見証上帝。而依照筆者個人的詮

釋，它又有兩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所謂的「大使命

」，就是領人歸主、廣傳福音與靈命造就。這是所有基督徒責無

旁貸的「基要的呼召」（the  Fundamental Calling）。任何一

個只要是清楚重生得救的信徒，都無可例外的要努力於領人歸主

、廣傳福音與靈命造就。

 

    至於第二個部分則是屬於「文化使命」的「個別的呼召」（particular

  callings）。它可能就是我們所從事的職務與事業 ，也可能是職業

以外的其它有負擔與使命感的專業與工作。這種

「個別的呼召」同樣也是每一個信徒都必需面對的，即使是牧師

與傳道人也不能豁免於在「文化使命」上的尋求與實踐。只是上

帝對每一個信徒的呼召內涵是有所差異的。上帝可能要某些信徒

去推動政治與社會改革，但並未將這個呼召給每一個信徒。而對

於另一些信徒來說，上帝的「個別的呼召」卻可能是去從事教育

、諮商、學術、傳播、藝術、環保或是經商。也就是說，這樣的

「個別的呼召」是容許差異，可以多元選擇的。

 

    以此而論，我們可以得到了一個對「聖工」的新認識。就是

當一個人立志在污濁的商場上榮耀神的信實與清潔、或是獻身成

為整合信仰與文化的學術尖兵、或是出於上帝的愛而給學生們作

額外的課業輔導、或是按著上帝的正義挺身為二二八的冤屈講話

、或是像影片「火戰車」中那位努力爭取奧運金牌的準傳教士，

雖然這樣的人或許尚未向同事、朋友或學生們分享《屬靈的四個

定律》或開查經班與佈道會，他也已經是在作「聖工」了。

 

    耶穌對「聖工」的體會不也是這樣嗎？在〈馬太福音〉的第

二五章三五至四○節中，祂清楚的說道，對於那些出於慈愛的救

助與關懷的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這裡所謂的「弟兄」並

不專指基督徒）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耶穌

清楚的明白，現世雖沒有真正的「聖善」，但若是出於憐憫、並

為了上帝的榮耀，即使是給最小的弟兄一杯涼水，那就是「聖善

」了。

 

    聖工的三要件

 

    那麼，是否只要是對文化的參與和關懷，就都算是基督教意

義的「聖工」嗎？當然不是。入世聖召並不等同於世俗主義或是

人文主義。具體的來說，「聖工」應該要有三個不可或缺的條件

：第一、它的動機與目的是出於為了上帝的榮耀。第二、它的行

事與原則所按照的是上帝的旨意。第三、它的能力與效果所依靠

的是上帝的恩典。以此而言，「文化工作」並非就是「文化使命

」，而「文化工作」也當然不一定就是「聖工」了。那麼，反過

來說，作教會的事工就一定作「聖工」嗎？顯然也不是。譬如，

若是一個牧師在講台上但求自己的榮耀，那個講道就沒有資格稱

為「聖工」。又如果長執們在管理教會上但憑己意、或失卻聖經

的原則、或為求自己的地位與影響力，或像門徒一樣的在議論誰

將為大，那麼，這些長執們的所作所為也沒有資格稱為「聖工」

。

 

    今天在台灣教會中的一項嚴重偏差，就是我們往往在無意識

中認定，在教會中所作的事工自然就是「聖工」，而在教會以外

的社會或凡俗世界中所從事的工作與專業就似乎不是「聖工」了

。其實，很明顯的，是否為「聖工」的關鍵因素，並不在於它是

否為教會的活動。即使是社會與凡俗世界的活動，若是我們為了

上帝的榮耀、按照上帝的旨意，並且依靠著上帝的恩典與能力而

去參與和從事，那就是在作「聖工」了。就像使徒保羅所說的，

上帝「……以聖召召我們，……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

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提摩太後書〉一章

九節）

 

    帶職事奉乎？

 

    今天的教會經常說道，「台灣的社會病了」。但其實台灣的

教會病得更重。她迫切的需要整個屬靈觀念的大轉換。這麼多年

來，我們在教會圈裡面只聽到一種強有力的呼召，就是獻身作全

職的傳道人。但面對台灣社會日愈開放與多元的局面，我們所最

緊急需要的其實是「文化使命」的呼召，就是獻身作榮耀神的教

師、獻身作榮耀神的政治家、獻身作榮耀神的商人、或是獻身作

榮耀神的藝術工作者。在今天的台灣教會中，相對於全職傳道人

，其餘的人都是所謂的「帶職事奉」者了。但「帶職事奉」這個

觀念恐怕是亟待斟酌的。它經常被體會與解釋為帶著世俗的職業

來作教會的事、或者是利用上班與同事接觸的機會來傳福音。明

顯的，它還是在狹窄的「聖召」觀念下的產物。因為，信徒在其

職務、工作與專業上仍然缺乏來自於上帝的召喚，任何的從事與

投入因而還是自我疏離的。相反的，只有在作得救見証、或下班

以後的參與教會事工與聚會時，宗教的心靈才獲得了自我的實現

與滿足。

 

    其實，「帶職事奉」的真諦，並不只是「基要呼召」的實踐

，更是立志讓自己在職務、工作與專業上榮耀上帝。嚴格來說，

這已經不再適合稱為「帶職事奉」了，而應該是「帶著聖召投入

職務、工作或專業」。如此一來，教會的功能也隨而完全轉變了

。它不再是一味的想將信徒從世界與社會中拉出來，以投入教會

的事奉；而是反過來幫助信徒帶著聖召進入世界與社會，以擴展

上帝榮耀的國度。

 

    入世聖召輕忽的惡果

 

    今天台灣教會高舉全職呼召的一個惡果，就是間接導致了信

徒對自己在職務、工作與專業上的「聖召」抱持著一種習慣性的

輕忽態度。許多的信徒甚至不知道有這樣一種「聖召」的存在。

我們很感慨的說，若是一個人要獻身作傳道，他被要求得經過長

時間的尋求和禱告，要有感動、要有環境的印證、還要有神的話

語。可是，為什麼今天的信徒從事於教育、經商、傳播、藝術、

或是參與政治及社會改革，卻不也是這麼慎重呢？如果我們將這

些職務、工作或專業當作是一種對上帝的事奉，或是一種對上帝

呼召的回應，那麼，上帝就將是我們在這些方面表現的最好監督

者。既是這樣，從事的信徒豈能不也儆醒戰兢、戒慎恐懼嗎？如

果作全職傳道需要恆切的禱告、屬靈的裝備以及敬虔的生活；那

麼，何嘗投身於職務、工作或專業的信徒不也是應該如此嗎？另

一方面，若是有人要獻身作全職傳道，教會可能有一個聖禮來為

他按手、祝福與分別為聖；然而，為什麼弟兄姐妹投身於職務、

工作或專業，教會卻從未能很正式的來為他們按手禱告、祝福與

分別為聖呢？難道這兩種召喚在屬靈的天秤上輕重不同嗎？

 

    這是台灣教會長久以來的嚴重疏忽。展望未來，我們有一個

雙重的期望，一方面，是每一個信徒都能夠像尋求獻身傳道一樣

的去尋求自己在社會角色、職務、工作與專業上的「聖召」。另

一方面，則是對於那些只要是清楚「聖召」的人，無論是作全職

傳道，還是從事於教書、經商、傳播、藝術工作、或是參與政治

及社會改革，教會都能有一個很神聖而正式的程序，來為他們按

手、祝福與分別為聖。

 

    結論

 

    今天上帝正邀請我們一同寫歷史。不只是寫台灣教會史，也

是寫台灣的教育史、藝術史、科學史與思想史。而且，我們若不

是以像獻身全職傳道那樣的戰兢態度來從事於自己的職務、工作

或專業，那我們就有禍了。人生避免不掉的是我們必須選擇什麼

是我們價值世界中的「魔鬼」、而什麼又是我們的「上帝」？麻

煩的是，魔鬼常會化裝成光明的天使，而讓我們以為事奉了上帝

，其實是事奉了魔鬼。其實，最漂亮的魔鬼不是別的，就是一種

錯誤的屬靈觀。它使我們以為事奉上帝，結果是阻礙了上帝的國

、事奉了魔鬼。蘇格拉底曾經從犬儒主義（Cynicism）者的衣服

上的破洞看到了他們的虛榮。觀之四十多年來台灣教會在「聖俗

二元論」下所形成的狹窄的「聖召」觀，何嘗我們不可以從她所

謂的「屬靈」中看到她的「屬世」？因為，信徒日以繼夜的投入

此一凡俗世界的職務、工作與專業中，卻竟然完全欠缺一種在其

職務、工作與專業上的「聖召」！他們能不在實質上日益走向「

屬世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