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詮釋學》自序
本書從本體詮釋的立場,闡明佛教詮釋學的意義,展開天台、禪、淨土的佛教詮釋學主要內容,也涉及佛教詮釋學在宗教對話與心靈治療和宗教社會學上等等應用課題。
我發揮海德格 (M. Heidegger) 的存有思想以及成中英、貝克 (H. Beck) 等人的「本體詮釋學」(Onto-Hermeneutik),對中國哲學進行當代詮釋。此次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拙著「中國詮釋學叢書」一套四本:《佛教詮釋學》、《道家詮釋學》與《儒家詮釋學》與《意境美學與詮釋學》。除了延續中國哲學體用論、心性論、境界論等固有傳統,予以當代解釋之外,我更吸收了現代新儒家、日本京都學派、海德格爾、迦達默爾等哲學家之中的本體詮釋學思想資源,在這四本著作中開展儒、道、佛與美學的「中國詮釋學」之四個面向。
《佛教詮釋學》一書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佛教詮釋學」的背景說明,第二部分是「佛教詮釋學」的本體詮釋的三個環節的體系展開,第三部分是「佛教詮釋學」的實際運用。第一部份重省佛教詮釋學的意義、成立根據與相關研究,也用一章來反思當代中文佛學界關於如來藏思想的諍議,這是本書最具批判性和論戰性質的部分。本書在第二部分以三個環節分別探討天台、禪與淨土思想,藉此釐清東亞佛教的思想基盤之有機構成。探討他們在佛教存有論、佛教知識論與佛教實踐論的詮釋學涵意,進行一三三一的佛教存有論、不縱不橫 (不即不離) 的佛教知識論和性修不二 (上下迴向) 的實踐論等三方面之佛教詮釋。若吾人將這些統整合而觀之,就是一部完整的佛教的哲學詮釋學與具有當代意義的佛教哲學概論,此部份 (佛教詮釋學的三環節)尚待日後繼續發揮之處尚多。最後,本書第三部份是佛教詮釋學的應用,共有四篇文章,分別從佛教詮釋學作為參考點,來探討佛教基督教宗教對話、人間佛教與現代性問題、佛教心靈治療學、佛教與科學的對話,是筆者此書寫來最有心得和成就感的部分。
關於此書的未盡之意,尤其是關於天台佛教詮釋學的理論內涵的更加展開,以及對於「四句不可說說無生」的解脫體驗的本體詮釋,筆者預計在2009年出版《天台佛教的解脫詮釋學》(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一書繼續加以闡明。又,對於一般人文社會科學較為關心的佛教與基督教宗教對話、人間佛教與現代性問題、佛教心靈治療學等三個課題,筆者已經在本書由佛教詮釋學的角度建構其理論模型,筆者也希望能和學界的朋友一起研究,對這三個課題,繼續進行學術對話,和實踐上的合作。
本書所說的「本體詮釋」、「本體詮釋學」的已經有的研究,而為我寫作此書和其他三本中國詮釋學的專書之時所參考的,主要是下列幾種: 1. 海德格爾的此有詮釋學、存有思想與迦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2. 亨利希. 貝克 (Heinrich Beck,1929- ) 的本體詮釋學 (Onto-Hermeneutik)與東西哲學中的三的辯證的比較研究。3. 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 (Onto-Hermeneutics)。4. 現代新儒家哲學的本體詮釋,例如牟宗三的「縱貫橫講」新判教、唐君毅的精神哲學與生命境界之說、傅偉勳的創造詮釋學。5. 吳汝鈞的唯識現象學與純粹力動說。6. 日本京都學派的相關研究。
此中,德國亨利希. 貝克 ?(Heinrich Beck,1929-) 教授直接運用 Onto-Hermeneutik,正呼應成中英先生所用的「本體詮釋學」一語的英文Onto-Hermeneutik。貝克探討存有的力動與三的辯證 (Triadik),他認為各個文化的哲學傳統都具有共通的存有的力動與三的辯證 (Triadik),並由此從事比較哲學與跨文化溝通。貝克是西方學者直接運用「本體詮釋學」一詞而從事哲學建構與文化溝通的最有成績之學者。
在中文世界之中,成中英教授近年來闡揚本體詮釋學 (Onto-Hermeneutik) 最為用心,用力最多,他主要的思想來源是易經哲學與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也重視本體詮釋學的當代運用與價值論上的發揮,例如在管理哲學與美學方面。就儒家哲學的本體詮釋學而言,筆者主要發展的是成中英先生近年來闡揚本體詮釋學,現代新儒家哲學家 (唐君毅、牟宗三等) 的本體進路之詮釋對於我也頗有啟發。
我的本體詮釋學主要來自自己的洞見和多年來跨界整合的理論建構,除此之外,我參考了上述六種既有的研究成果之上。由此可見,「本體詮釋學」是當代哲學界頗為普遍的研究進路,雖然不一定用此一名稱,但是實質上是在從事同樣的工作。「本體詮釋學」一詞的提出的哲學背景: 海德格爾已經提出「解構」的概念, 從事於拆解西方的表象形上學與其存有神學構成,以回返於存有自身,重新開顯存有的真理性。海德格爾深深為道家的玄密之道所吸引,將東亞思想引為同調。而先驗多瑪斯主義哲學家對於海德格爾加以批評,例如重新闡釋先驗方法的慕克 (O. Muck),他們認為海德格爾忽略了存有力動中的概念的辯證的課題,尤其是海德格爾的後前存有思想帶有太過於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與過於強調否定性思維。德國班堡大學的著名哲學家貝克繼承此一對於海德格爾的存有思想的反省,轉而回到多瑪斯的存有哲學與黑格爾的辯證思想,闡明所謂的本體詮釋學,探討存有的力動與三的辯證,以彌補海德格爾忽略存有力動中的概念的辯證之缺失,貝克並將之作為「跨文化哲學」 (Interkulturelle Philosophie ) 的思想基礎。筆者以為: 以本體詮釋學的立場出發,探討存有力動及其概念性的辯證,當可理解為存有思想的不可避免的課題。筆者所用的「存有力動」一辭世來自德文的 Ontodynamik,這是來自於貝克所闡明的 Onto-Hermeneutik 之中的相關說法,主要是來自筆者對於海德格存有思想與佛教、道家與易經思想的理解。中文的「存有力動」或德文的 Ontodynamik 是指即開顯即遮蔽、即用即體的存有 (道) 的空、假 (有)、中的三法圓融,後者是指即一即三、不縱不橫與性修不二三個環節,我曾詳細說明於我的《佛教詮釋學》一書之中。
筆者從事的「佛教詮釋學」的理論建構,主要的理論基礎是海德格爾、天台佛學與京都學派的哲學,近年來引起華人世界佛學界一些注意,有評論者 (弘誓佛教學院、周慶華等等) 認為「佛教詮釋學」是中文佛學界的當代佛教哲學的重大研究方向和成果之一。筆者另有兩本從事與相關佛學問題的文獻學和思想史的專題研究的著作,也就是 《當代佛學與佛學傳統》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四月出版) 和《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十一月出版) 兩書,可視為筆者的佛教詮釋學在具體的佛教思想史中的專門課題的細部分析與具體闡釋。至於「佛教詮釋學」在美學、藝術理論上的開展,則請參見筆者的《意境美學與詮釋學》(台北,(台灣) 歷史博物館出版,2003),以及《道家禪宗、海德格與當代藝術》 (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十月) 兩書。前書主要是闡明中國造型藝術的本體詮釋學,後者則闡明當代華人文學與表演藝術的本體詮釋學。道通於藝,道即是藝,禪藝術的本體詮釋也是佛教詮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 2000年 Expo Hannover 宗教對話學術研討會 (The fifth Expo-Discourse, Philosophical Dialogue of the religions, instead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和 (台灣) 輔仁大學舉辦的2000年宗教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筆者都受邀代表東亞佛教學者發表佛教與基督教的宗教對話的哲學論文,並和其他文化與宗教的學者進行對話。筆者嘗試從佛教詮釋學出發,進而推動宗教對話,此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國際研究的平台也繼續加以推動,例如在2004年Ching Feng (景風) 一刊之中。筆者希望將來可以將這方面宗教對話的工作做的更好。
本書 (《佛教詮釋學》) 的構想與草稿在筆者留學德國慕尼黑大學 (LMU,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at Munchen)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 (1994-1998) 就已經著手進行,在筆者回國任教一直到2003年的五年之中,筆者陸續在各學術研討會和學術刊物發表佛教詮釋學的相關論文,經過幾度的修改,方成此書。今稿是2008年的新稿,此中,我參酌了近幾年的教學與研究成果,對於舊稿大幅度加以補充與修正。本書的寫作在筆者留學德國期間已經著手進行,而筆者關於佛教本體詮釋學的三個環節的洞見,早在於一九九一年就已經出現。
如果筆者沒有良好的環境讓自己二十餘年來對佛學持續不斷進行研究,尤其是如果沒有留學德國的思想激發和佛教哲學與相關語言的學習,是不可能醞釀此書之創作的。所以,筆者必須感謝在台大求學期間從學過的葉阿月、楊惠南和釋恆清三位佛學老師。然而實質影響筆者的佛教詮釋學的構思,而成為筆者來的佛教哲學的對話者與精神標竿的,則是慕尼黑大學的兩位佛學老師: Johannes Laube (勞伯) 教授和 Micheal von Bruck (布魯克) 教授。筆者曾經在台灣大學從葉阿月老師學習過梵文和日文,另外在法光佛研所學習過藏文和日文,筆者在德國曾經從印度系的F. Wilhelm 教授加強過梵文和藏文,從 Laube 教授加強過日文。筆者重視佛教原典語言和研究語言的訓練,但是佛教語言就並非筆者的志業。筆者最為嚮往和擅長的還是在於佛教哲學,以及由此開展的科技整合的學術合作,德國的哲學和宗教學研究舉世聞名,筆者的博士導師是康德和實踐哲學 (倫理學、政治哲學等) 專家Wilhelm Vossenkuhl (佛申庫) 教授,和擅長於東亞佛教哲學的 Laube 教授,與南亞佛學哲學專家的 Bruck教授,前者 (W. Vossenkuhl) 是筆者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後兩人則指導筆者在佛學方面的研究。在留學德國期間經歷了哲學思想上和宗教研究上的脫胎換骨的體驗,其辛苦錘鍊的過程與以心印心的體驗,只有過來人才能領會。尤其是 Laube 教授和 Bruck教授都是兼具西方哲學、西方神學宗教學、佛學、宗教學的相關語言 (包含佛教) 的四方面的高超素養,能夠兼美,真是少有,而且他們學術胸襟廣闊,而又具有佛教實際修持的堅強實力,其品德更是難得,他們對筆者的身教和言教,是筆者永生不忘的。這所代表的學術理想是筆者一輩子佛學研究的學習對象,激勵筆者的思想創造的靈感泉源。筆者期待中文世界的佛學學界不要自我設限,不要錯誤地認為佛教文獻研究就是佛學研究的一切,甚至錯誤地主張佛學研究必須是所謂的「內部建構」。
以上所寫是我這些年來構思「佛教詮釋學」過程之中的一些感想。「佛學」是「緣起性空」的生命體驗,「佛法」是「明心見性」的生命實踐。既然「佛學」是「緣起性空」的生命體驗,那麼必定能在新時代的「緣起」之中從事超越與融通的「性空」智慧的文化創造。調適於新時代的因緣條件,「佛法」就能帶領人類從事「明心見性」的生命實踐,以促進康德 (I. Kant) 所說的「世界永久和平」,實現人類理想的最高善。隨著我的各種哲學著作在中國大陸的陸續出版,和我的後續研究的展開,我在此以最為誠摯之心,祈願我所關心的本體詮釋的哲學工作能與更多的同道一起討論和合作。尤其是希望能夠跨界與哲學界之外的社會賢達 (如藝術界、宗教界與社會科學界等) 更多地分享哲學智慧,共同進行能夠促進世界永久和平的自由創造。此中,佛教詮釋學的本體詮釋和本體創造是當中的重要要組成部份。
2003年,本書曾在台灣的新文豐出版公司以同一書名出版。 此次的大陸版經過文字上的大幅度的修訂,和表達方式上的一些改善,至於此書的佛教詮釋學的義理內容的基本理解,則未變。(寫於 2008 年8 月13日,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