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政教關係的探討在國內是一個比較冷門的課題。但近年來,
情況似乎有些改變。其中的原因自然與政治局勢的變化有密切的
關係。若干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宗教團體在政治過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的例子不勝枚舉。宗教團體及其活動不僅捲入權力政治中
,也在互動中發展出許多政治神學。諸如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
Liberation Theology)、南韓的民眾神學(Minjung
Theology
)、菲律賓的草根神學(Grassroot Theology)以及台灣的鄉土
神學(註1)。它們激發出一個重要的課題,即什麼是政治與宗
教之間的適當關係?對於政權當局而言,他們如何看待宗教、訂
定相關的政策?而對於宗教團體與神職人員來說,自身對政治的
意義又是什麼?
目前國內一些零星的相關研究多半在引介或應用西方的理論
。但問題是,這些理論幾乎都建立在西方的政教經驗上。回顧本
土,中國歷史實也富於政治與宗教的互動經驗。或許我們會好奇
地想問,與西方的歷史比較起來,中國是否有其獨特的政教經驗
?若是有,它又顯示出怎樣的一種政教關係模式呢?它是否可以
有所貢獻甚或修正以西方經驗為模式的政教關係理論?
本書將從五四以後民九至民十七的反教與護教歷史中,來探
討這些問題。當然,筆者必須先作一些界定。首先,這裡所謂的
「教」只是指著基督教,並不包括道、佛等其它的宗教;而所謂
的「基督教」則大抵偏重新教,較少談及天主教。此一選擇純粹
只是資料選用的範圍所致。事實上,在民九至民十七的期間,反
教者將它們當作一個整體,並不刻意分別新教或天主教而採取不
同的批評言論及反對行動。但在護教方面,由於史料的困難,本
書不得不自限在新教的範疇內。因此,筆者必須提醒讀者,本書
護教方面的探討與結論,在推廣與應用上有若干的限度,或許有
一些並不符合天主教的真實情形。
其次,又如何界定反教者與護教者呢?這是一個必須加以澄
清的問題。筆者無意將反教者「等於」倡導新思想的知識菁英、
愛國學生、國民黨或共產黨;而將護教者「等於」教會人士、西
方列強或軍閥。這種歸類除了是以偏概全、忽略了個別差異外,
還犯有另一項錯誤,即以其身分來斷定立場。就以梁啟超及陳獨
秀為例,他們都不是基督教徒,卻同時有反教及護教的言論。再
如馮玉祥與徐謙,他們都基督教徒,也同時有反教及護教的言論
。因此,本書並不說梁啟超與陳獨秀是反教者,也不說馮玉祥與
徐謙是護教者。筆者界定反教者與護教者,只是指著某一特定時
空中表示了某一有關宗教言論的梁啟超、陳獨秀、馮玉祥或徐謙
。換句話說,所謂的反教者與護教者,完全是依照言論的性質來
作區分,既不等於各人的宗教身分,甚至也不能斷定為各人有關
宗教立場的完整代表。本書研究與討論反教者與護教者,基本的
態度只是將它們當作一種實存的歷史現象來加以區別,並非刻意
要作什麼樣的認定與歸類。
那麼,又為什麼選擇民九至民十七此一期間呢?一個簡單的
理由是,它可以說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富於政教關係「言論」的一
段歷史過程。從明末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命運就相當坎坷而挫
傷,反教的言論與行動始終盤旋環繞著它;而基督教也一直持續
不懈地推展護教的言論與行動。此一互動可以說在庚子拳亂以及
民九至民十七年間達到了最高潮。然而,對於本書所要探討的主
題 ──
政教關係,後者顯然更具有價值。因為,在此一時期,
基督教的主體已經逐漸轉變為中國信徒,而且出現了本土化的政
治神學。反觀發生庚子事件的光緒二六年,所謂的「基督教」則
仍然以西方傳教士為代表,而有關政治的宗教對話也非常有限。
無疑地,在民九至民十七期間的情形,較能突顯出中國獨特的政
教經驗與看法。
另一方面,在此一階段中,外來的基督教與中國動盪的政治
暨社會局面,也達到了一種極其罕見的互動頻率與強度。反教陣
營基於國家主義而對基督教提出強烈的抨擊與要求;護教陣營則
在答辯中形成因應當時中國局勢的政治神學。具體而言,民九,
在知識界掀起了辯論宗教的熱潮;民十一,爆發了非基運動;民
十三,反教成為反帝運動的一個支流,一直持續發展到北伐完成
,全國統一;民十七以後,反教仍餘波盪漾,但已逐漸消聲匿跡
了。當然,在民九以前或民十七以後,都仍有政教關係的議題,
但若論其互動的頻率、規模以及留下來的記錄與言論數量,則有
著極大的差異。
在民九至民十七年期間,反教與護教雙方的互動過程、人物
事件以及言論文字,都相當的龐大與複雜;相關的史料與文獻不
僅驚人,更為瑣碎。但筆者並不企圖作全盤的整理與研究。本書
的焦點只是一些相關的政治課題,諸如權力政治、國家主義(在
民九至民十七期間,絕大部分與反教或護教有關的文字都不用民
族主義一詞,而取國家主義,因此,除非特別需要,本書均使用
國家主義一詞。)以及政治神學等;並不涉及一些非政治的題材
。
本書在此一領域的探討並非什麼先驅性的研究。但約略來說
,過去一些相關的研究比較偏重於歷史過程的描述(註2)。筆
者則希望有更多的解釋。也就是說,不只是探討反教與護教的過
程以及其諸多事件的「肇因」(cause
),更試圖說明其內在的
「理因」(reason)。既有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個妥善的基礎,
本書則是在既有基礎上的再思。基本上,它不只是一個政治史或
宗教史的研究,更是一個偏重思想史特色的研究。而基於這種加
強解釋的企圖,本書對於民國以前、甚至是傳統中國的相關情形
,都作了相當詳細的討論。全書不僅以近五萬字的專章探討了明
清基督教傳入以前中國政教關係的傳統,也在各章的第一節中說
明了五四以前各相關課題的發展情形。這樣的處理當然是大費周
章與異常辛苦的,但筆者卻深信,民九至民十七的政教經驗並不
是一種偶發或孤立的現象,它們必須放在歷史的系絡中予以定位
。
與西方的歷史比較起來,中國的政教經驗有相當可觀的獨特
性。這使得目前一些以西方經驗為模式的政教理論恐怕並不適用
。簡單地,筆者就可以指出兩個原因。一個是基督教在西方的政
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中曾經佔有極大的勢力。即使在文藝復興
以後,走向了世俗化,並且發展了政教分離的神學,但是仍然在
若干入世神學 ── 如喀爾文(John
Calvin)者 ── 的引導
下,繼續保持著與政治暨社會的密切互動。反觀中國在民初時候
的基督教,與全國人口比較起來,信徒仍然非常有限,根本也談
不上對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有什麼可觀的影響力。兩者所扮
演的角色實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西方過去那種「教會對國家
」(church versus state)的二元抗衡局面,在中國的民初時
期根本是不存在的。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則是中國此刻正面臨軍閥割據、帝國主
義、建國統一、經濟發展與社會解體等諸多棘手的基本問題;而
這樣的一個困境,正屬於現代化理論中所謂的「同步的發展邏輯
」(synchronous logic of development)或「加速的歷史」(
accelerative history)。相反地,許多西方的政教理論,所根
據的卻是基本問題已經大致解決(至少並不尖銳)的西方政治暨
社會實體與經驗(註3)。基督教徒處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情境
中,當然對於政教關係有不同的體會。相對的,兩種歧異的社會
情境對於宗教的角色期待也大相逕庭。僅僅是這兩個原因,就使
筆者不敢企圖以任何既有的政教理論來規範研究的架構。最適當
的方法,恐怕還是直接從民九至民十七年間的歷史經驗素材中歸
納出研究大綱來。
筆者因而衡諸近代中國政教互動的史料與既有的研究成果,
整理出了三條思考的線索,即權力政治、國家主義以及政治神學
。這三個主題雖然是一種歸納的成果,但無疑地仍是一種主觀的
選擇。然而,這種主觀性卻代表了研究者的一種見解。但筆者要
強調的是,此一研究架構並不具有排它性。其它不同的研究架構
也照樣能探討出豐碩的成果及不同的結論。本書所呈現的無寧只
是諸多考察向度的一種。就正如韋伯(Max
Weber)所曾指出的
,歷史的描述與解釋,在本質上只是一種「選擇性的重建構」(
selected reconstruction)(註4)。它當然是主觀的,它也
不是原建構。然而,原建構卻是一個未可知的謎,沒有一部歷史
可以完全將真實還原。同樣地,權力政治、國家主義以及政治神
學,也不是民九至民十七年間之政教互動的真實還原,它們也只
是根據筆者理論興趣以及有限史料,所作的一種選擇性的重建構
。
筆者討論權力政治的理由,在於近代中國的反教運動,其本
質並不只是單純的民間、學術圈或宗教界的事務,它更捲入了政
治過程。雙方一再訴諸政治性的手段與行動。宗教事件牽連出政
治行動、或本身就轉化為政治事件。而在事件中活躍的主角也經
常由傳教士、士紳、教授或學生,擴大為官府、政客、外交人員
與政權當局。本書的第二章,即從權力政治的角度來剖析反教運
動的發展及其時代背景。首先討論條約體制如何在晚清形成一種
「宗教凌駕政治」的局面。第二、三節則就五四運動前後以及國
共合作兩個時期,從反教、政黨與軍閥三者之間的互動情形,來
解釋整個民九至民十七反教運動的歷史過程。
至於國家主義,則是此一時期的核心問題。無論是在反教或
護教中,它都發揮了最大的催化功能。然而,它卻是一個相當難
以分析的課題。它有太多的形式與內涵。正如學者李恩涵所說的
,「它可以表現為某些人……對共同疆域、民族、語言或歷史文
化的愛好;對於政治獨立、安全與國族威望的熱望;或對於抽象
而超現實的社會有機全體「國家」的獻身重於一切的願望」(註
5)。此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主義與眾不同之處,在於
它可以沒有固定的內容;它只是基於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操的一種
心理狀態。幾乎任何能夠滿足這種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操的「材料
」都可以作它的內容。
既是這樣,那麼,在民九至民十七年間的反教與護教言論中
,表現出的是什麼本質與類型的國家主義呢?在第三章中,筆者
一方面探討文化主義的反教如何在清末逐漸由國家主義的反教取
而代之;另一方面,則經由對民九至民十七年間不同反教言論的
分析,歸結出了三組國家主義概念,即文化的與種族的;功利原
則的(utilitarian)與意理的(ideological);以及防禦的(
defensive) 與統整的(integrative)。
國家主義不僅刺激出反教者,也衝擊著基督教人士。在整個
反教過程中,基督教人士當然不是默然不語、或無言以對的。相
反地,他們提出了答辯,並且因而形成了因應國家主義浪潮的政
治神學。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此一政治神學是別具意義的。因
為,第一、答辯者已由西方傳教士完全轉變為中國籍的教會領袖
;第二、這些新興的護教者,雖然大部分受西式教育,卻幾乎都
以中國人的本位立場來看基督教與中國政治的種種問題。可想而
知的,這些本土化的觀點,較之於西方傳教士的護教內涵有極大
的不同。西方傳教士對於中國的國家主義,最多只能表示同情;
而這些中國的護教者竟轉化了聖經教義,發展出一個救中國的世
俗彌賽亞來。
為了有效說明此一政治神學的發展,筆者在本書的第四章中
,首先詳細說明了西方傳教士用以自辯之「戰爭神學」的思想淵
源、內涵以及如何的沒落。然後,在第二節中,則探討在國家主
義的衝擊下,護教者如何處理政教之間的基本關係?又如何轉化
聖經、塑造出一個世俗的彌賽亞?第三節則進一步分析了此一世
俗彌賽亞對中國的救贖之道;計分國民革命的耶穌、無產階級革
命的耶穌、以及人格革命的耶穌三種取向。
在最後的結論部分,除對前四章作簡要的歸納外,也針對所
謂的「政教分離」作一澄清,並對其在非西方開發中國家的適用
性提出懷疑。此外,筆者也就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理論,說明了世
俗彌賽亞與革命的可能關係,並進而解釋何以政治神學經常產生
頗大的立場差異。
對於政教之間的問題,本書的研究當然只是一個小小的過程
。筆者所期望的是,這樣的研究不僅能有一些學術上的貢獻,也
能藉著民九至民十七年間的本土化政教經驗,對當前台灣的政教
關係 ──
譬如國民黨與新約教會、或與台灣基督教長老會之間
── 提供一些釐清與指導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