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神學是什麼?
在過去的幾年間,筆者分別在不同的報章雜誌發表了不少文
章;累計起來竟有四、五十篇之多。如今,筆者特別就相關的主
題挑選了一些自己比較滿意的篇章,再加上三篇新作──〈泛靈
命主義下台灣教會的神學貧乏〉、〈入世聖召──文化使命的詮
說〉和〈政治神學中的詮釋危機〉,而集結成了這本小書。不過
,即使是舊作部分,其中有許多篇在結構與立論上也都作了相當
大幅度的改寫。這樣的改寫與重現當然反映了筆者近日的成長與
最新的心得,相信那些讀過舊作的朋友也不會對這本書感到失望
才是。
嚴格來講,筆者並不是談神學的適當人選。筆者的學術專業
是政治思想史。對於神學雖有濃厚的興趣,仍不過只有粗疏的素
養。無奈,該講話的人竟是那樣的沉默。這本書的呈現就當作是
「禮失而求諸野」罷!然而,在「禮失而求諸野」的背後,是不
是也意謂著神學詮釋權擴大及轉移的一種新變局呢?
這本書定名為《邁向台灣神學的建構》,或許會引起部份人
士的非議。因為一方面,許多華人基督徒對「神學」兩字經常有
情緒性的反應;另一方面,台灣即使是神學院的師生也往往將「
神學」的定義與內涵狹窄化了。然而,筆者在此要嚴正地指出,
「神學」不就是「學神」;也不是「有關神的知識」這樣簡化的
斷語。「神學」也不只是有關「靈命的學問」。甚至,它也不能
再將自己僅僅是定位在系統化教義與闢異端的研究。「神學」應
該是人以上帝啟示為基礎、並整合了信仰經驗與現實處境的反省
。
這樣的「神學」界定分析起來應該有以下四個重要的意涵。
第一、「神學」必需根源於上帝的啟示。而所謂的啟示就是上帝
直接或間接的「自我揭露」(God's
self-disclosure)。啟示
不同於一般的宗教認識。一般的宗教認識是人找到或掌握了某一
個所謂的「神」;在此一宗教認識上,人是一個主體,而這個或
那個的「神」則只是客體。但在啟示中,卻是作為主體的上帝找
到或掌握了人,而人則是一個被啟蒙與光照的客體了。
這是最基本的前提。事實上,「神學」之所以可能,正來自
於上帝的主動,亦即一種由祂先言說與行動的自我啟示。「神學
」固然包含了人的思考努力,但若僅止於此,則就不是「神學」
,而只是另一種形式的「人學」。以此而言,「神學」的基要內
涵在本質上乃是已經由上帝所提供了。「神學」若是擱置、輕忽
或悖離上帝的啟示,就將只是一種對超越而未可知事物的臆測;
也是「有限」對「無限」、或「現象」對「本體」的一種僭妄而
無用的斷語了。它將純然成為費爾巴哈(L.
Feuerbach)、馬克
思(K.
Marx)與佛洛依德(S.
Freud)所謂的「心理的投射」
。這樣的「神學」其實是按照人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上帝」。人
藉著它所尋找到的並不是上帝,而只是人自己的另一種化身。
第二、那麼,人在「神學」中的工作又是什麼呢?就是對上
帝啟示的「回應」了。「神學」因而不能只是客觀性的上帝啟示
,它更包含了人對於客觀啟示的主觀認識與內在體驗。而上帝啟
示的中心──基督──也不能僅僅是神學史中的一個命題,祂乃
是不斷與世人對話及團契──而且是開放性的對話與團契──的
實體。更重要的是,人原本在啟示中只有客體的地位,但經由這
樣的雙向而開放的對話與團契,上帝竟賦予了人一種在「相互主
體性」(intersubjectivity
)下的主體地位。人作為一個受造
者,雖只有客體的本質,卻從上帝受到了主體的待遇。
至於這種回應的「形式」,則當然是不一而足了。它可以包
括整個人生與上帝之間的所有互動;並不拘是出於理性的分析論
辯、或是感性訴求的愉悅滿足、或是內在而神祕的靈性體驗、或
是實踐性的信仰行動。而就在這樣的意義下,「神學」不應當被
貶抑為只是理性的產物、或意謂著貪愛知識。它既非靈命的敵人
,也不是缺乏實踐能力的空泛理論。鄔內姆諾(
M. de Unamuno
)說得好,人對於上帝的認識,「並不能只是以理性,還要以意
志、以感受、以血肉與骨頭、以整個的靈魂與整個的身體。」
第三、更進一步地,既然「神學」包含了人的「回應」,那
麼,人作為一種現世的存在,他所具有的特性就不能不反映在「
神學」的內涵中了。
首先,就是人的「主觀性」。也就是各個人基於自由意志而
都有其獨特的情愫、價值與偏好。因此,人對上帝啟示的「回應
」就不是如原子或物體般的「機械式」反射了。相反的,它的本
質乃是一種包括著激情、困思、懷疑、甚至是許多偏見、以及歧
異評價的「反省」。在開放性的對話與團契中,它必然地充滿了
在「相互主體性」之間的曲折與辯證的特質。或許我們可以這樣
來譬喻,客觀性的上帝啟示就好比是常數
K,而人對於這個常數
的「回應」,則無疑地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神學」
的內涵因而出現了變數
x、y、z。以此而言,只要人在信仰經驗
上的多樣性是存在的,那麼,「神學」就必然地也隨而多樣化,
並且不斷衍生與發展了。
而「神學」就在這個意義下不等同於聖經。因為,聖經是對
上帝啟示以及新、舊約時代人物的信仰體驗的「權威性記錄」。
而「神學」則主要包含了對此一權威性記錄的「回應」;它基本
上是「次一級的活動」(second-order
activity)。雖然聖經
的記錄本身是權威而固定的,但「神學」卻具有一種經由不斷自
我摧毀而獲得成長的性格。雖然我們說聖經的內容已經「終結」
,但另一方面,只要上帝還與人類對話,或者人繼續走進對上帝
啟示的信仰經驗中,則「神學」就沒有「終結」。「神學」因而
在絕對的問題與絕對的答案以外,出現了一個充斥著差異與爭論
的多元領域。它固然有屬於客觀的「啟示與真理」的絕對領域,
但也同時存在有屬於主觀的「詮釋與創造」性質的相對世界。
這樣看來,「神學」的探究之旅所需要的正是謙虛、尊重、
討論與批評了。因為,它作為一種帶著主觀意志、以及許多情愫
、價值與偏好的信仰回應,誰可以宣稱自己的「神學」是絕對的
清楚無誤、或是具有同等於上帝啟示的權威性地位?它明明是帶
著主觀性的價值命題,又何必冒充是客觀性的事實命題呢?
然而,我們也要指出的是,「神學」的內涵雖然處在這麼一
個相對而多元的世界中,但彼此之間卻非完全地缺乏所謂的「可
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它們雖然互有矛盾,仍然可以
彼此對話、比較、甚至互相修正、或是呈現出某些共同性來。
另一方面,任何一個有關「神學」的立論也絕非是一種全無
規範的「任性的跳躍」(arbitrary
leap)。人在「相互主體性
」中所獲得的主體地位,並不能無所歸依地來任意詮釋與創造。
客觀性的上帝啟示,無可否認地必需扮演著某種檢證與準則的功
能。但問題是,人的主觀詮釋與創造該如何才能逼近於客觀性的
上帝啟示呢?
這就有賴於建立起兩重的「相交」或「團契」了。首先、是
培養在上帝與人之間的「我們關係」(
we-relation),俾使那
位賦予人主體地位的「真正主體者」(The
True Subject)能成
為人發展自身主體性的「導師」。也惟有如此才能進行一種「同
理心或移情途徑」(empathatical
approach)的神學詮釋與創
造。以此而言,「靈命」的進深與成熟竟是「神學」探索者的重
要前提了。一個不「在基督裡」的人,難以避免地會嚴重扭曲「
神學」。「靈命」雖然不是「神學」探索的充分條件,卻是它的
必要條件。其次、則是建立起基督徒群體之間的「我們關係」了
。並藉此創造出一個開放性的討論與批評的空間,俾使各個人的
詮釋與創造能與同為肢體的其他心靈互相摩擦、激盪、滋潤與交
融;並也經由這種「心靈的遭遇」(encounter
of minds),來
彼此制衡、調適、修正與整合,以期能更趨近於客觀性的上帝啟
示。
第四、「神學」除了要面對人的「主觀性」以外,還要面對
這個「主觀性」所具有的「時空或處境性」。具體來說,人在「
回應」上帝啟示時所預存的主觀意志、情愫、價值與偏好,幾乎
都來自於各個人的時空與處境。而如果人的「心」是時空的某種
縮影,那麼,人對於上帝啟示的「回應」何嘗不也是處境下的一
種反映呢?其實,人在對上帝啟示的默想、靈交、辯思或是實踐
中,正是將時空與處境中的政治、經濟、生態、社會與文化等的
諸多問題與困境,帶到了上帝的面前。
反過來說,那位與人正進行著開放性對話及團契的上帝,祂
的每一個對人類「回應」的「回應」,在本質上也因而都蘊涵著
時空與處境性。甚至,即令是聖經的本身,也都不只是記錄了上
帝的啟示、以及人對上帝啟示的自我存在經驗而已;它更也同時
反映了新、舊約各個時代中的社會矛盾、經濟困境、以及政治的
權力鬥爭。因為,上帝從不是與超越時空或僅僅是「概念上的人
類」對話及團契。相反的,祂乃是與每一個面對著政治、經濟、
生態、社會或是文化等諸多問題及困境的「活生生的人」對話與
團契。對上帝來說,人並不是一類沒有時空與處境性的「範疇」
(mankind
as category),而是現象學意義上的「具體而個別
的人」(mankind
as individual)。
如此,「神學」無疑地必需面對社會與人生的現實處境。當
然,它不就是人類事務中的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生態學或
社會學。然而,神學工作者卻領受有一項使命,就是經由一種帶
有學術態度與成果的分析、對話與整合,俾使「神學」能夠包含
人對於上帝啟示的「現時此地」(here
& now)的詮釋、應用、
轉化與創造。以此而言,「神學」其實就好比是一座「橋樑」,
聯結起上帝的啟示與當代的社會、文化及人心。每一個時代與社
會因而都必需要有專屬於它的「神學」;而「神學」也不可避免
地成為一個隨時空變遷而不斷拆橋、修橋與搭橋的改造過程。
但「神學」的使命卻不能只是停留在對時代的「適應」中。
詩人泰戈爾(R.
Tagore)說得好,「不要因為沒有胃口,而責
怪你的食物。」同樣的,如果「神學」變成了「市場導向」的產
物,那麼,社會、文化與人心的「胃口」不就變成了神學工作者
的「上帝」嗎?因此,除了「適應」以外,「神學」更也應該作
出對社會、文化與人心的真正而根本的「挑戰」;並且在這樣的
適應與挑戰的均衡過程中,展現出「神學」對各個不同時代的包
容力與批判力。
最後,筆者必需提醒的是,這樣一個「現時此地」意義的「
神學」,當然既不能在屬於時間系列的縱剖面上飄零失根,也不
容在屬於空間系列的橫剖面上自我隔離。也就是說,不只是人對
於上帝啟示的自我存在經驗有「現實處境」性,即令是「現實處
境」的本身也有它的時空或處境性。一方面,它既有環環相扣的
「歷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另一方面,它也有層層
相疊的「環境脈絡」(environmental
context)。可以說,每
一個「現時」都包括了「過去」,也同時指向了「未來」;而每
一個「此地」也都蘊涵著「彼處」與「遠地」。因此,「神學」
無論如何地關切現實處境,也不能罔顧傳統或欠缺未來性,更不
能沒有普世的視野與國度的胸懷。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這本書的架構不是「系統取向」而是
「問題取向」的台灣神學的探索。而其中所討論的問題則都有濃
厚的現實處境性。譬如台灣教會的泛靈命主義、神學框框、以及
入世聖召;再如台灣社會的認同、政治參與、二二八、政治暴力
、自決、上班族、民主與科學等的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
筆者始終都希望,能達成一種以上帝啟示為基礎的「整合式的反
省」。當然,筆者目前所呈現的作品距離目標尚有一段很長的路
。因此,這本著作的書名只敢用「邁向」(toward)這樣一個語
詞,以表示它僅是一個嘗試與努力,而算不上是什麼「成果」。
筆者並不否認在這本書中的某些觀念是受到了近代以來的某
些神學家的影響,譬如是巴特(K.
Barth)、賴納(K.
Rahner
)、田立克(P.
Tillich)、古提雷滋(G. Gutierrez)、考克
斯(H.
Cox)、莫特曼(J. Moltmann)、孔漢斯(H.
Kung)、
布伯(M.
Buber)或是馬奎里(J.
Macquarrie)等等。而其中
的某些人物往往在華人教會圈中被莫名其妙地歸入「新派」、異
端或是所謂的「不學神的神學」。然而,筆者在這本書中並不企
圖為他們的思想作些什麼辯護。事實上,也沒有辯護的必要。因
為,在這本書中所呈現的主要內涵,無寧更多是筆者長久以來本
土化思考的努力所得,而非這些西方近代神學的推論、應用或是
移植的結果。
比較遺憾的是,原本在本書中也想要處理基督教與後現代主
義的問題。但是,這樣一個議題愈想愈「大」,除了有關「上班
族」的一篇以外,其餘的只好請讀者等待下一本書了。至於有關
政治神學的部分,筆者想說的話太多了。還請有興趣的讀者自行
去參考由筆者的博士論文所改寫成的另一本專書──《五四以後
的反對基督教運動──中國政教關係的解析》(台北,久大文化
出版公司,民國八一年六月。)
筆者十分自知,在目前的台灣教會圈中,這本書所呈現的若
干觀點是「極孤單的另一種聲音」。無論是對於國語圈的教會或
是屬於台語系統的長老會,筆者都提出了一些不保留的批評。然
而,要請讀者相信的是,筆者的出發點是善意而誠懇的。對於每
一個批評或反對者,筆者所期望的,只是都能夠遵守學術上的「
遊戲規則」。坦白說,無論這本書所得到的是「掌聲」抑或「石
頭」,對筆者個人而言都早已置之度外了。筆者所唯一珍愛的是
,它詳實記錄了自己過去一段歲月中,由解放所帶來的力量所走
出的心路成果。而如果台灣教會的下一代,在思考類似的課題時
能夠不必再從「零」開始,那麼筆者在這本書中的努力就沒有白
費了。
在整理本書出版的期間,筆者的女兒美締誕生了。而迦南(
或佳蘭?)也在孕育中。他們的出現帶給全家前所未有的愉悅與
衝擊。雖然為人父的生命經歷,似乎讓筆者的心態變得慈祥、甚
至是保守了許多。但是,對於自己在這本書中的若干「孤單的聲
音」的思索與信念,卻是更為深刻與堅定了。筆者衷心地期望,
這本書能夠多多少少刺激一下台灣的教會,好讓許許多多像美締
與迦南(或佳蘭?)一樣的「新生代」生長在一個比較整全與健
康的屬靈環境中,並成為上帝國度的人才。
葉仁昌序於台北
民國八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