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屬的神學──台灣之愛的再思

 

                                                                    

        四十多年來，有一個荒唐的故事。

        有一群人在通宵禱告，呼求主復興台灣教會。

        而他們的心、他們的夢，

        他們的激情、他們的理想；

        當然，還有他們的財產，

        卻在另一個「迦南」。

 

           

    翻譯的生命與創作的生命

 

    「本色化」是信仰生根的關鍵。唯有本色化，信仰才會成為

人們血液與生命的真實部分。然而，基督教在中國的本色化的路

線卻出了問題。她一直沒有跳出「翻譯模式」（Indigenization

in translation）來。這種模式在尋找一套橋樑式的語言及表徵

，並企圖以之來「會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它的考驗和最高成

就，只是看誰的「翻譯」最忠實，又是否能臻於「信、雅、達」

的境地。然而，一個有信仰的人，在他所屬的文化與生命世界中

，最大的意義卻不是作一個「翻譯者」，而是成為一個不斷參與

創造和建構的「作者」。

 

    「翻譯者」企圖在不同的語言及表徵世界中，尋找共同的意

義世界。當他們找到了，就可以稱它作「會通」。他們以為，只

要雙方的經驗指涉對象相同，就可互相傳譯和溝通了。但是後期

的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卻告訴我們，任何兩組語言及

表徵，即使有相同的外在經驗指涉，甚至有相同的形式，仍然很

可能代表兩個截然不同的意義世界。因為，語言及表徵之所以有

意義，基本上是由於它們為人的一項「行動」。維根斯坦形容語

言及表徵有如一場場的「遊戲」。一方面，它們是互動的，並無

所謂標準的、可預測或控制的行動。另一方面，它們則受限於各

種情境、局勢和遊戲規則。維根斯坦說道，語言及表徵的用法可

以類比為其所緣生的「社會」與「生活模式」（mode of life）

。他相信，人是先有生活，然後才從生活中學到語言及表徵。並

不是先學習了一套語言及表徵，然後才用到生活中。而就在這種

新觀點下，語言及表徵的意義，不再是經驗指涉對象的對應，而

是形成該語言及表徵的生活系絡了。

 

    成為文化與生命世界的「作者」

 

    維根斯坦的這個發現，其實正是翻譯模式的本色化的致命傷

所在了。它等於是要求語言及象徵的「翻譯者」要先成為文化與

生命世界的「作者」。因為只有完全的參與、認同、並成為對方

生活系絡的共同體，才能正確地詮釋對方的語言及表徵。

 

    「翻譯模式」的本色化卻忽略了這個認同與歸屬的問題。結

果，四十多年來，發生了一個荒唐的故事。就是有一群人在通宵

禱告，呼求主復興台灣教會。而他們的心、他們的夢､他們的激

情、他們的理想，當然，還有他們的財產，卻在另一個「迦南美

地」。試問，這樣的一群所謂的「大能的子民」，如何可能正確

而充分地詮釋台灣人民一切的虛空、壓力、迷惘、苦悶和災難的

語言及表徵呢？如果他們對於斯土斯民缺乏一種生死與共的認同

，那麼他們又有多少的詮釋能力與激情來探索基督信仰的本色化

？因而，「翻譯模式」的本色化可以隻字不提台灣的前途與命運

，而磨姑在與宋明理學、禪宗和新儒家的「會通」中。

 

    技術理性？抑或演員？

 

    「翻譯者」的心態是隔離與二手的。因為，他不需要為作者

的論點、立場、風格與後果負責。他甚至不需要同意或欣賞作者

的見解。他並不承擔批評，也不享有掌聲與喝采。對於原作的主

題與內容，他所需要的也只是翻譯上的「技術理性」，而不是實

質上的理性運用或價值判斷。當然，若是他對主題範疇愈有研究

與素養，就有可能翻譯得愈好。但即使素養再好，也不能對原作

增添或刪減些什麼。「翻譯者」的職業道德，就是堅持自己是「

二手貨」，而非第一人稱的參與和關懷。

 

    但「創作模式」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 in Creation）

則截然相反。他要成為台灣文化與生命世界的「作者」。並以第

一人稱的參與和關懷，來承擔批評、迎接掌聲與喝采。他不是一

個站在旁邊看人下棋的疏離的「觀察者」（observer），而就是

正在角力與奮鬥中的「棋手」，也是台灣這場生命戲劇與神學舞

台的演員（actor ）。他直接面臨著即刻的情境衝突與博奕規範

。他不只是與斯土斯民成為生死與共、禍福相攜的共同體，更也

在與同胞的血淚和汗水的共同命運中，尋索出基督對斯土斯民的

意義，並且迸發出神學的果實。雖然過去他所接受的是「移植」

過來的基督，今日卻與基督同生根在台灣這一塊「母親的土壤」

（motherland）中。他的心在這裡，他的激情在這裡，他的理想

在這裡，他的抱負在這裡，他的夢在這裡，他的財產也在這裡。

對一個台灣文化與生命世界「作者」來說，台灣不是我們的「埃

及」，而是「迦南」。它是「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它「乃是

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

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申命記〉十一章

十一及十二節）

 

    概念世界？抑生命世界？

 

    「創作模式」在母親的土壤中撒種、施肥與深耕，長出不用

本色「化」就已經很本色的神學。這種神學的呈現不僅無需「翻

譯」，而且是不假造作（made）的。它乃是從文化土壤與生命經

歷中自然而然演變而成（became）的。它必然地比任何的所謂「

會通」都更本色，也更能深入土地與人心。因為它本來就是台灣

文化與生命世界的一部分。

 

    「翻譯者」模式是在「概念世界」（concept  world）中「

會通」，尋求語言及表徵的溝通橋樑。而「作者」模式卻是在「

生命世界」（life world）中選擇了「同釘十字架」的途徑。事

實上，尋求存在經歷與命運的認同和歸屬，正是效法了耶穌基督

的「道成肉身」的榜樣。而這就是本色神學得以滋長的真正養分

了。我們相信，「同釘十字架」是有效「會通」的前提。否則，

「會通」將是疏離的、貴族的或只是學術的遊戲與自慰。

 

    埃及？還是迦南？

 

    台灣在許多方面誠然是一塊醜陋與咒詛之地。它是近代中國

的「埃及」。在「中國結」之下，台灣生活只是過程，大陸才是

終點；台灣經驗只是實驗，大陸才是實現。而在「北美結」之下

，台灣為世界的邊陲，北美為中心。北美的奶更香、蜜更甜。我

們把孩子送到那裡去，寄望在那裡生根、定居、建立家園。從五

十年代以來，我們就在寫一部「出埃及」記，而且愈寫愈澎湃。

好像那裡才是應許之地。事實上，北美也好像是移民者的「埃及

」。在人心的深處仍然終身不歇地在尋覓另一個真正安身立命的

家。他們的「出埃及」不是為了逃避暴虐，而是鯉魚躍龍門。但

通常的結局是半龍半鯉魚。

 

    這些年來，海峽兩岸的交流大幅度改善了。但我們並不確知

這一部「出埃及」的故事會不會有一個轉折。大陸也曾經是我們

的「埃及」，共產「法老」在那裡施行暴虐。有時我們多麼厭惡

它，但它卻又曾是我們的「迦南」；那裡孕育了悠遠的文化，祖

先的生命，還有一頁頁中國人的歷史。午夜夢迴時，我們多麼心

繫一個有黃河、長江、西湖與萬里長城的家園。然而，如今我們

卻是近鄉情怯了。不只因為它滿目蒼痍，而是它認不認得我們這

一群台灣的孩子？四十多年來，我們不曾為這個家園的建設付出

一分努力，只是不斷地咒詛與隔閡。我們甚至懷疑自己有沒有權

利聲稱那裡是我們的家。以一個台灣的年青子弟來說，我們可能

沒有一個親人在那裡，甚至也不能辨識任何一寸土地。而在政制

與經濟的歧異下，台灣生長的孩子又有幾個人會將它當作安身立

命的家鄉呢？它是我們的終點與實現嗎？

 

    造成這一切恩恩怨怨的我們的上一代都知道家鄉在那裡。而

我們這些無辜的孩子卻不知道。許多時候，我們想逃避，無奈地

覺得其實整個塵世都是「埃及」。我們歌唱起「這世界非我家」

，只有天國才是「迦南」。但是這樣的進路並不能解決我們的問

題，它只是用替代性的滿足，使我們落在更大的疏離與更深的鄉

愁。很悲哀的來說，我們都像是台灣的「過客」，而不是「家丁

」。難道台灣真是如一些人所說的，是一個躺在太平洋上的妓女

，「人進人出，各取所需，就是不肯留下愛情」嗎？

 

    台灣教會：沒有面目的傳道者

 

    很明顯的，「翻譯模式」的進路並不足以面對這樣一個認同

與歸屬的難題。事實上，台灣的教會､基督徒以及神學也幾乎完

全規避了它。不只是大量的基督徒學生精英外流到北美去，一批

批的傳道人與牧師也「蒙召」移居海外「牧會？」。至於文字工

作與神學，更是甭談對於台灣社會､文化與現實處境的探討了。

除了「翻譯」，還是「翻譯」。

 

    我們可能都忽略了，「傳道」的本質就是一種「表達與行動

」，而「身份與特徵」的認定則是一切表達與行動的前提。身份

與特徵所給予的，其實就是使人有面目的一張「臉」。藉此我們

得以辨認出「他是誰？」。而一個沒有「歸屬與認同」的人，就

好像一個沒有身份與特徵的人。實在來說，他就是一個沒有「臉

」的人。更嚴重的是，我們根本無法真正詮釋或暸解他的表達與

行動。因而，這時不只是他的表達與行動，即使是他的存在本身

，也都成了「謎」，或只是一些不相干、引不起共鳴的東西罷了

。四十多年來，台灣的教會與信徒就有如一個「沒有面目的傳道

者」（a faceless  preacher）。我們從「天」而降，在「真空

」中吶喊著「耶穌愛你」。聽到這話的人最大的困擾，其實不是

「耶穌是誰？」，而是「你是誰？」。因為，在絕大多數的情況

下，如果一個人不能辨識與認同你的面目，他是不會去追問你的

表達與行動的。

 

    其實，信仰的本質就是認同。人認同於上帝，而且透過上帝

，我們真正地看到了自己。但不是如此就結束了。我們也透過上

帝，看見了我們的同胞與鄰舍。或許我們可以這樣來譬喻，對上

帝、對自己、以至於對同胞和鄰舍的認同，其實是不可割裂、有

如「三位一體」的。它們彼此互為一個參考架構。然而，今天的

台灣教會所關心的卻只是「我是誰？」，也就是個人在上帝面前

的自我認同與意義的追尋。卻嚴重忽略了「我們是誰？」的課題

，也就是尋索個人在群體中的意義，以及群體在上帝面前的意義

。這種疏離的「我」觀當然使得教會與信徒變成了台灣社會與文

化中的「陌生人」與「異鄉人」，而不是「鄰舍」與「園丁」。

 

    歸屬與認同：意識形態化的誘惑

 

    「歸屬與認同」當然不是現在才有的獨特呼聲。但是，台灣

當前的「歸屬與認同」的問題，卻面臨了意識形態化的誘惑。不

可否認的，台灣的主體意識已經漸漸覺醒了。然而，它卻經常夾

雜著歷史仇恨，並且以濃厚的「反抗情愫」（anti-feeling）來

看待國民黨此一外來政權及其一切相關的符號象徵，從國號､國

旗､國歌､到國語（北京話）。而在台灣政治的反對勢力中，一

種意識形態（ideological ）的取向，也逐漸驅逐了原本即相當

薄弱的實用主義（pragmatical ）政治風格了（請詳參下篇附錄

文）。

 

    然而，我們要指出的是，如果「歸屬與認同」是為了在上帝

面前尋索個人與群體的意義，那麼，我們就必需揚棄一種純地域

與種族的傲慢自大的態度。因為這種狹窄、自義而沒有愛的「歸

屬與認同」，在上帝面前並不能稱「義」。「歸屬與認同」雖然

強烈的要求我們以這塊土地為上帝的應許之地，並且在一己的身

份上肯定為「台灣之子」。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斷然拒絕在違逆

上帝的大愛與義的原則下自私的選擇「鄰舍」與「家園」。

 

    歸屬與認同的真正對象：現時此地

 

    事實上，「歸屬與認同」的真正對象就只是「現時此地」（

here & now）。在這個界定下，所謂的「創作模式」的本色化，

亦即是「現時此地」化了。我們必需特別提醒的是，「現時此地

」的確認不是僵硬的。它乃是經由地理、歷史、血統與上帝的呼

召等種種的因素，所交融和激盪而得到的「歸屬與認同」。

 

    更重要的是，強調「現時」並非因而喪失了歷史。因為「現

時」必然包含著完整的「過去」，也同時指向了「未來」。同樣

的，外省籍的同胞與國民黨也已經在台灣四十多年了。他們都已

經成為「現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台灣邁向二十一世紀

的道路上，也扮演著不容否定的角色與貢獻。這其中有個道理其

實是很淺顯的。「今日之我」在本質上乃是過去歲月的總累績。

抽離掉了任何一個「昨日之我」，就將不再是「今日之我」，而

是另外一個陌生的存在了。割捨歷史無可避免的是一種嚴重的自

戕。它只有在極端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為之。以此而言，「歸屬

與認同」的真諦，乃是以著前瞻性的態度､富於創造的活在「現

時」了。它一方面將「過去」放在「現時」來珍愛與反省；另一

方面，則從「現時」指向「未來」而變革與開創。

 

    同樣的，強調「此地」也不就必然的陷入地域主義。因為「

現時」我們雖然踏在「此地」，但或許「未來」由於地理、歷史

、血統或上帝呼召等種種因素的變遷，反而使我們從「此地」走

到了「彼處」。結果，「過去」的那個「彼處」反而變成了「現

時」的「此地」。由此可見，「此地」與「彼處」並不是一種永

遠而絕對的區分。尤其在世界已逐漸形成一個所謂的「地球村」

的情況下，我們實在應該有著更開放的心靈來接受「此地」與「

彼處」的變遷。事實上，衡諸中國的近代史，許多外省籍同胞的

錯誤，就是遷台已數十年之久了，而仍不肯將「過去」的「彼處

」認同為「現時」的「此地」。相反的，許多本省籍的同胞則又

不肯承認，或許「現時」的「彼處」有朝一日會因為日漸的交流

與溝通而成為我們「未來」的「此地」。

 

    這樣看來，「歸屬與認同」是有其動態而富於彈性的一面了

。它既不能在屬於時間系列的縱剖面上飄零失根，也不容在屬於

空間系列的橫剖面上自我隔離。一方面，它既有環環相扣的「歷

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另一方面，它也有層層相疊

的「環境脈絡」（environment  context）。而就在這樣的意義

下，我們發現到原來「本色化」､「現代化」與「世界化」竟是

如此的弔詭而不可分割的。

 

    「現時此地」概念的兩重價值

 

    從比較學究的角度來考察，使用「現時此地」這樣一個概念

至少有兩個明顯的好處。第一､它既涵蓋了差異的區域空間，也

包括了不同的時間序列。至於「中國」或「台灣」卻純然只是地

理上的名詞。事實上，愛因斯坦所提出的「四度空間」說也早已

告訴了我們，空間是不存在的，除非時間同時存在。同樣地，我

們的區域空間觀念也得接受時間序列的挑戰和變遷；並經由這樣

的變遷來歸屬與認同「現時」中的「鄰舍」與「家園」。因此，

從「現時此地」出發而為本色神學的進路，實在較之所謂的「中

國化」或「台灣化」更為「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第二､「現時此地」這樣的概念也是比較中立與超然的。相

反的，所謂的「中國」或「台灣」則包含了強烈的情緒、歷史的

包袱與傳統的情結。而這些強烈的情緒､歷史的包袱與傳統的情

結，則往往驅使我們陷入意識形態化的危機。「歸屬與認同」的

問題誠然在台灣有著「過或不及」的兩極困境。然而，筆者始終

堅持相信，我們先是上帝的兒女，然後才是人子。而我們也先是

人子，然後才是一個中國或台灣之子。更重要的是，我們愛台灣

人，並不是因為「台灣」；而我們愛中國人，也不是因為「中國

」。唯一的原因只因為他們是上帝所創造的「人」。

 

    這樣的立場讓我們規避了一種將「中國」或「台灣」當作意

識形態來承擔的罪惡。但卻不是讓我們逃避一種把它們當作家園

與鄰舍來承擔的職責。其實我們所強調的，只是給鄉土和同胞一

種屬乎「神性」的愛。它當然不是只有理性而無激情，它只是拒

絕意識形態化。「歸屬與認同」應當出於神性與良知的召喚，並

從這樣的召喚中抗拒醜陋的意識形態。它要的是十字架，也因此

它厭惡意識形態。然而，今天某些宣講「鄉土神學」的人士卻刻

意的將「歸屬與認同」的問題意識形態化。譬如王憲治牧師就鼓

吹政治意識形態的建立，因為「沒有神學沒有意識形態的成分；

沒有意識形態沒有神學的成分。」這實在是一段荒唐話。神學與

意識形態的結合，乃是一個現實性的悲劇。但我們不能以為「凡

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他並沒有體認到，其實意識形態與屬乎上

帝的良知是如何的誓不兩立。因為，意識形態強調自己所屬種族

、地域或文化的優越性；而十字架卻是虛己和謙卑。或許我們可

以這樣來譬喻，意識形態的本質是「肉身」要高舉成為「道」。

而十字架的精神卻是要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祂「自我約限

」在小小的木頭上，並取了奴僕的樣式，「自己卑微，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腓立比書〉二章六至八節）

 

    我們只有一個原生的十字架

 

    從基督徒信仰的立場來說，我們不是因為「中國」而背負了

中國的一切；也不是因為「台灣」而背負了台灣的一切。我們乃

是因為基督。我們因而只有一個十字架，就是基督。民國初期的

基督徒，曾經背著國家主義的十字架，現時又要背著「歸屬與認

同」的十字架。然而，正確的來說，卻只有基督才是「原生的十

字架」（original Cross）。其餘的種族、血統、膚色、黨派、

省籍或是國家，則都只是「衍生的十字架」（derived  cross）

了。事實上，如果不是因著基督，我們根本沒有權利背負任何衍

生的十字架。而也因著基督，這些衍生的十字架才不重。